2015年五月份的一天我正在值班，主任突然通知让我准备一台器官捐献手术的麻醉，按常规准备即可。在儿童医院工作这几年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的第一反应是可能是城市家庭的孩子吧，医治无效了，毕竟在我们这里主动捐献器官的还是非常少的，可是等我去访视病人麻醉签字时，看到的情况却让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

原来要捐献肾脏的孩子三岁多，是从下面县里转来的，住在我院PICU，上着呼吸机，诊断是药物中毒，已经脑死亡了，是植物人。病因更是让人痛心：三天前孩子在家一口气吃下了70多粒止咳药(据说是当成糖果误服的)，当天送到县医院也没有洗胃，晚上转到我院已经神志不清下了病危。洗胃，血液透析，气管插管，机械通气，对症处理维持生命体征等等，一系列的抢救也没能挽回孩子的生命。签完麻醉同意书，孩子的父母提出来监护室里看孩子最后一眼，告个别。他们都是九零后，孩子父亲还稚气未脱，染着黄头发，没有太多悲伤地表情，可是孩子母亲的一句“孩子，爸妈来看你了，给你买了新衣服新玩具，你安心的走吧。。。。。。”却让在场的所有人心情沉重。

上监护，带气管插管接麻醉机，给药，有人说不用给药了，可是我下不了停药的决心，手术很快甚至还可以说很粗暴，十字大开口，我无法看下去了，虽然心里知道这样是为了给另一个孩子生的希望。肾脏取出来了，布满了暗红色的出血点，主刀说怕是不能用了，我看了下肝脏，已经成暗黑绿色了，他们让停药，我亦知回天乏术，照做了，同时关上了监护仪不忍再看。他们开始缝合，清洁整理，孩子身体渐渐变了色，僵硬了，面容也改变了，我看不下去了到了外面。推车出来了，孩子被换上了新衣服，新帽子，新鞋子，静静地躺在那里。看着那露在外面的小帽子，我的心很沉重，很痛，一个三岁孩子的生命就这样消逝了。虽然工作多年做了这么多麻醉，也见过了许许多多的生生死死，可是这一次我却很长时间都无法平静：痛心?遗憾?愤怒?我说不清楚，很压抑很难受。

听说孩子的父母是和省里一家机构签的合同，把器官捐献，可以免除所有住院医疗费用，这在农村家庭是一笔不小的费用，这是他们第二个孩子，这样年轻的夫妇，很可能还会生育，有另一个孩子。可是在不同的地方还会有类似的误服药，服药过量的悲剧屡屡发生。无疑这样的麻醉操作是不多的，也是轻松的，可是那顶红色的小帽子，那个小小的身影经常浮现在我脑海里，让我心情沉重，真的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，我不再做这样的全身麻醉。。。。。。